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治理意义
作者：刘丛德；《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21.01.18
一、引言
当前，百年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相互叠加，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更加突出。“退群”、“甩锅”、“脱钩”泛滥，霸权、霸凌、霸道横行，冷战思维、零和心态、强权政治屡屡冲击国际规范和道德底线。“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于它能解决前进和发展中的中国问题，还在于它也为解决人类共同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解决时代难题提出了一系列饱含中国智慧的思想观点和行动方案，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观”、“正确义利观”、“文明观”、“新安全观”、“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等，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理论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推出了许多成果。然而，当前的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某一种理念和倡议的单一性研究，导致政策性的文章多于学术性论文、应景式研究多于系统性阐释。事实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针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给出的中国方案，是具有内在逻辑性和整体性的治理体系，为世界提供了凝聚中国智慧、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性公共产品，体现了理论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中国方案的提出既能有效消解西方对“中国威胁”、“国强必霸”大肆渲染的消极影响，也有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而理应上升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在蕴含的整体治理体系的高度来阐述其世界价值。
本文题目所提出的世界治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起点上，审视全球发展大势，在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后对全球治理所面临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治理困境和解决方案的深入思考，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责任与贡献。四大赤字中，治理赤字是指西方囿于冷战、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治理世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中，中国超越了“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世界怎么了”：时代之问的中国回应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大势有着深邃洞察与长远思考。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习近平主席在描摹当前世界图景后发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１］（Ｐ５３７）的时代之问。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直面世界乱象，首次提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１］（Ｐ５０９），同年7月出访德国时重申了这三大赤字。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从全人类整体和长远福祉出发，结合当前国际形势，首次将“信任”纳入到全球治理的重大赤字中，表明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普遍关注的全球治理症结的观察思考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一）治理赤字
全球治理委员会定义治理时突出强调“多元”、“合作”［２］（Ｐ２）。而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这样的治理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无力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难题，甚至成为全球治理困境的直接根源，突出表现在全球治理缺乏民主性、有效性和机制性。
其一，全球治理缺乏民主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和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中心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是西方国家掌控全球秩序、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工具和手段。该体系主要表现为国家中心治理模式及治理呈现出“中心—外围”结构［３］。全球治理主体间权力分配的严重失衡和治理中不公平的结构反映出全球治理民主性的严重缺失。其二，全球治理缺乏有效性。当前的民族国家体系下的对外原则和宗旨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些国家在参与治理时一旦不能达到利益最大化就会逃避责任、无所作为或将本该属于自己的职责和义务推卸给其他国家，导致经济、政治、文化、安全、法治、气候等各个领域的治理长期处于一种低效的状态。其三，全球治理缺乏机制性。21世纪以来，旨在解决全球问题、保障人类发展的治理制度在全球范围内争相涌现，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治理的巨大压力，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国际引导和有效的协调统一，现存的各类治理制度之间，或议题交叉重叠，或职能雷同重复，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推进。
（二）信任赤字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４］习近平主席将“信任赤字”加入到“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三大赤字之中，使三大赤字发展延伸为四大赤字。这并不是简单的“3+1”，而是说明信任是一个基础性难点，是国际关系困局的症结所在。
相互信任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合作的基础，也是国与国之间交流合作的前提。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诸多困惑和矛盾，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种族与种族乃至政府与百姓之间缺乏一种普遍性信任［５］。国际间的信任缺失，自然会导致“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６］的普遍现实。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综合国力等都具有明显差异。冷战的阴云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彻底消散，国与国之间因为竞争态势和层级结构造成的不安全感仍然存在。这种不安全感使得一些国家将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归咎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以权力和利益为原则处理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或资源纠纷，从而造成观念或实力的不安全感转为国际关系间“信任赤字”的结构化。一些国家为了消除不安全感而纠集在一起，构成了具有联盟性质的排他性区域组织，但这种组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信任赤字”的问题，反而会使国际间的合作受阻，“信任赤字”进一步加剧。
（三）和平赤字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成为常态，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国际社会面临“和平赤字”的巨大挑战。
其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给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威胁。冷战结束后，世界维持了相对和平，但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并没有消失。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本国利益，鼓吹霸权稳定论，总是制造各种理由来侵犯他国，或以“拯救人类”为由擅自以武力推翻他国政权，或发动颜色革命以非武力的方式颠覆他国政权。其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因种族、领土、宗教等问题引起的地区冲突持续不断。在西亚、北非地区，错综复杂的“宗教之争”、“淡水之争”、“领土之争”、“石油之争”不断，加上民族矛盾、政治改革和大国插手干预，和平赤字最为严重。尤其是自2010年底以来，受突尼斯影响，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动荡不堪，加之英美等国的军事打击，时至今日，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国依然元气大伤，内部重建与恢复稳定依然困难重重［７］。其三，恐怖主义持续蔓延。尽管国际社会形成了反恐统一战线，“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存在仍然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建立的组织网络在西欧、北欧、北非、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此外，还有博科圣地、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为争夺主导权大肆制造恐怖袭击。同时，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恐怖组织创造了便利条件，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作案手段的隐蔽性更高，增大了反恐难度。
（四）发展赤字
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诉求。当前国际社会动荡和贫困的根源在于发展问题。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依旧存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乏力，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弱，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科学技术虽然不断涌现，但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受挫，全球发展环境日益恶化。
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事实上，全球经济治理依托的是国际经济组织变革，本应照顾新兴国家的利益，从而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加平稳。但现实情况是，现有的国际规则基本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体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为了既得利益最大化，发达国家在治理时不会变革影响其利益的规则和机制，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的问题十分突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资产泡沫积聚的问题难以化解。同时，全球发展失衡、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十分突出。这既存在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于国家内部。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低收入国家的66倍多，一些国家内部的分化也相当严重［８］。与此同时，世界上1%的群体拥有世界超过50%的财富，10%的群体拥有世界85%左右的财富［９］。这样严重的发展差距，既是世界面临的严重挑战，也是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
面对世界难题，利益至上、强权至上的西方逻辑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各种弊端积重难返，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自身还出现了经济困境、民主乱象、人权乱景、民生困难和安全困局，问题成堆。正当全球治理陷入困境，国际社会对未来发展方向感到迷茫彷徨之时，饱含着对人类发展前途命运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为充满不确定、不稳定和忧虑不安情绪的国际社会注入了来自中国的强大正能量。
三、“我们怎么办”：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影响力、引领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１０］（Ｐ１３），期待中国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围绕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直指人类共同难题，包括一个总方案和四个层面的具体展开，共同构成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的“1+4”治理体系。
（一）总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１１］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增强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团结合作中，共同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风险和挑战。习近平主席以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领导人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提出“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１］（Ｐ５３９）。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多维的总领性的方案，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筹划人类命运的重大安排，是中国为擘画世界发展蓝图而推动的顶层设计。在这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方案的理念形态，其实现形式是多样的，针对不同的世界性问题展开为具象形态———治理的中国方案、信任的中国方案、和平的中国方案和发展的中国方案。
（二）坚持公正合理，创新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在治理体制上，中国主张“创新完善”。20世纪末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世界不断发展变化，随着人类面临的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然是大势所趋，但“这种改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１２］。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对全社会的共同期待，有需要、有责任也有能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在治理理念上，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习近平提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主体上，中国主张“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１３］。全球治理体系是否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更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的主张实现了对传统治理体系的反思、调整和矫正，第一次为处于“地球边缘”的国家提供了公平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１４］。
（三）坚持互商互谅，深化各国互信的中国方案
“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１５］（Ｐ４６１）针对唯我独尊、强买强卖、一家独大的西方逻辑，习近平提出：“要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１５］（Ｐ４６１），中国主张对话协商，凝聚共识，管控分歧，同舟共济，构建起利益、命运共同体。针对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霸权行为，中国倡导“公道正义、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正确义利观，主张先义后利、义利相兼，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追求义利平衡、义利共赢，实现了对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等错误利益观和丛林法则的超越。针对不合理的世界文明秩序以及西方中心、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片面和错误论调，中国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主张“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１］（Ｐ５２４），以“和羹之美，在于合异”超越西方中心二元对抗的文化和思维，推动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努力破解“信任赤字”。
（四）坚持同舟共济，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方案
破解和平赤字唯有世界各国齐心协力。中国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观，主张对话协商、共同协商，妥善管控矛盾分歧，“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１５］（Ｐ４６），实现了对西方结盟机制和强权政治的超越。针对一些西方国家秉持冷战思维，采取集团对抗，只谋求自身安全或以牺牲别国安全换取自身绝对安全的霸道行径，中国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主张尊重各国安全与发展诉求，坚持通过经济交往、政治谈判和文明交流等和平方式实现共同安全，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实现了对西方排他性安全观和霸权稳定论的超越。针对弱肉强食、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中国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为21世纪处理大国与小国之间、崛起国与既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设计，实现了对大国必战、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超越［１６］。
（五）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
“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１７］在发展道路上，中国独立自主探索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其巨大的引领力和示范力，证实了西方国家只是现代化的先行者而非现代化范本，更不是衡量其他国家现代化的唯一标准，突破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路径依赖”的窠臼，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展示了新的可选途径，提供了全新参照，为破解现代化发展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发展理念上，中国提出“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１８］，呼吁各国直面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为世界各国实现“既平衡又充分”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在发展思路上，中国提出构建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包容型世界经济，为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贡献了中国智慧。在发展倡议上，中国提出了高度契合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发展繁荣美好梦想的“一带一路”倡议，为消解全球“发展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１９］。
四、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治理的中国方案、信任的中国方案、和平的中国方案和发展的中国方案给出了破解“时代之问”的中国答案。这一思想以其巨大的理论创新和思想贡献，让世界看到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对世界的责任与贡献。
（一）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固守的“国强必霸”的旧时代逻辑
长期以来，西方认为“国强必霸”是历史兴衰的规律，是普世的历史逻辑，任何国家都不例外。纵观西方大国的崛起之路，往往与军事侵略、殖民掠夺、剥削压迫、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如影随形，以暴力为其主旋律。从资本原始积累时，英法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打开亚、非、拉美等地区的市场大门，大肆掠夺资源和财富；到两次工业革命完成后，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世界市场的狂潮，并引发了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再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强行输出“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并对中东等地区的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２０］。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国家间的零和博弈、大国间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斗争是自然而然的，也往往以自身的历史经验看待中国的崛起与发展，炮制“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制造各种以己度人、似是而非的陈旧论调。
习近平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２１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２１］（Ｐ３５４）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治理、信任、和平、发展赤字日益加剧，西方霸权主义、中心主义逻辑已难以为继，西方世界失去方向。自由主义名声扫地，民粹主义泛滥成灾，种族主义沉渣泛起，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大行其道，极右势力政治影响力扩大，社会四处弥漫排外情绪。人类站在十字路口，是和平还是战争、合作还是对抗、零和还是共赢？中国方案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平是中国方案的底蕴，中国方案旨在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全方位是中国方案的表现，既强调“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推进多边外交，又强调运筹好大国关系；合作共赢是中国方案的目标追求，追求合作而不是对抗，实现“双赢、多赢、共赢”而不是单赢；道义性是中国方案的精神高地，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弘义融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开放包容是中国方案的实践风格，以“一带一路”倡议同沿线国家分享发展机遇。中国方案所体现的价值追求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超越了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中心论”、“霸权稳定论”，跳出了西方“国强必霸”的旧时代逻辑，开创了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交往新格局。
（二）推动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革命者只有正确认识所处时代的性质，把握当今时代特点及其发展趋势，才能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揭示时代本质、基本特征并以此划分不同的历史时代。列宁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和时代观，根据其所处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状况，比较全面、深入地阐述了时代问题，指出“我们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２２］（Ｐ１４２），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列宁认为，“时代”是“大的历史时代”，时代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个别情形，而是人类社会的整体状况和总体格局特征［２３］。因此，正确判明一个时代及其特征，要从社会历史发展和世界格局的整体上来把握。
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沧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70多年风云变幻的大视野来看，今天“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１］（Ｐ６６）。时代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没有变、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时代本质和时代主题，以世界眼光和历史视野洞察当今世界格局，全面地、历史地分析时代发展的新特征、新走向，提出什么是当今时代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２１］（Ｐ２６６）。顺应时代潮流方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面对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国际格局加速演进，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方案和解决“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的现实方案。这些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倡议和理念的核心要义归结起来就是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既致力于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共同问题，也着眼于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前途命运，推动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断前进，必将有力引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回应了世界人民祈和平、求发展的热切期盼
“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整个人类的美好愿望和不懈追求，也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中华民族历来崇尚“以和为贵”、“睦邻友邦”、“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国虽大、好战必亡”。早在21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通了推动东西方平等开展文明交流、互利合作的丝绸之路，惠及沿路各国人民。600多年前，郑和远航到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了促进各国文明交流的佳话。近代以来，中国频遭侵略和蹂躏，饱受战祸和动乱之苦，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珍惜和平，把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２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大同”思想的精髓，在国际舞台上反复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永不扩张。得益于“和合”文化的浸润，中国提出坚持对话协商，倡导世界各国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得益于“大同”理想的滋养，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中国向世界各国人民传递的始终是“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声音。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决不损人利己、决不以邻为壑，但也决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侵犯我国的正当权益和核心利益。可以说，中国方案所饱含的和平发展观，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大同”思想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国自身发展和全球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力地回应了世界人民祈和平、求发展的热切期盼。
（四）指明了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的正确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体是人类生活、交往和发展的基本组织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是“虚幻共同体”，是“新的桎梏”，它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体，因而它“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２５］（Ｐ１９９）。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并将其视为共同体发展的最高形式，是“真正的共同体”。这种“真正的共同体”是马克思理想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最高形态。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世界上第一大政党，所做的一切，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体”。
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进程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在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饱含中国智慧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世界各国“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２６］（Ｐ４），与“真正的共同体”之间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差异性。“真正的共同体”的建立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是按照公有制的共产主义原则构建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它所阐明的世界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而是超越了当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共同责任为纽带的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一种崭新世界秩序的“关系性存在”［２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方案及其具体方案针对“治理、信任、和平、发展”四大赤字，主张坚持集思广益、共同参与、互利共赢原则，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共同体；主张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进行文化与文明成果交流，建立“包容互鉴”的文明共同体；主张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建立“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主张在追求自身利益和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建立“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作为利益共同体与安全共同体、文明共同体、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体，是“真正共同体”在现实条件下的替代方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好设想在当今时代的生动展现，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正确方向。
随着中国以日益矫健的步伐更加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有责任、有义务、有资格也有能力为全球治理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１］（Ｐ５４５）。同时，在这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独自应对，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寻求自己的世外桃源。时代难题需要整个人类社会共同解决，世界的和谐与安宁需要各国共同守护。不只是中国，世界各国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不做时代的观望着，以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精神，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齐心协力开创全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简介：刘丛德，7003全讯入口登录教授、博士生导师）
